2014年中国经济将面临长短期问题交织的局面。

中国宏观经济的潜在增长率进入下降趋势，各项风险因素正在聚积。包括房地产、影子银行、地方债务等各项风险，如果处理不当会引发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如果从经济波动也就是周期角度观察经济，可以看到，从2010年第四季度到现在，中国经济增速一直处于下滑通道，这意味着经济下行不仅仅是周期性的波动变化，背后一定有更深刻的趋势性变化，即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变化。

结构性变化的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在发生变化：全球经济在去杠杆化的过程中，跟过去经济全球化的黄金时代相比，已经相差甚远，这意味着中国经济过去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现在已难以维持。

由于现在农民工的供应已经不再充足，工资成本会不断上升，导致低成本制造业受到挑战。

中国人口正进入老龄化。老龄化将带来中国的储蓄率下降，投资驱动的经济难以持续，这成为地方债务和其他投资难以持续的一个关键原因。

日本经济萧条25年，与日本老龄化严重有很大的关系,在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中，经济泡沫一旦破灭经济就很难再恢复。

过去中国经济资源耗费型、环境不友好型的增长模式已难以持续。

这些经济增长条件正在发生深刻转变，导致潜在增速下降。通常经济学家预计，2010~2020年是中国经济潜在增长速度下降的时期。

控制经济下滑速度过快，尤其在出口和消费不太旺盛的情况下，就要靠投资提高经济增速，所以投资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一个变量。

中国投资通常是政府推动型投资，地方政府是投资主体，地方政府的投资能力成为稳定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变量。但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将逐渐减少。

2013年底，中组部发文表示，今后要淡化GDP考核，严控地方债务。如此地方政府的融资能力和融资冲动可能都将受到影响，地方政府大干快上的动力会越来越弱，不再更多地承担经济事务，向服务型政府转化。

这一转化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并非是完全的利好。

我个人预测，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如果要达到7.6%，投资增速需要维持在20%以上，但是由于短期预测中投资变量不稳定，使得维持20%以上的投资变得不确定。如果地方政府的负债投资不能维持，中国经济增速的不确定性还会增强。

从长期看，解决依靠地方债务而维系的高速增长问题，财税体制改革成为关键。

如果未来两年改革要“啃硬骨头”的话，财税体制改革最为重要，财税体制是国家治理能力的支柱和基础，财税体制改革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是一个需要高度关注的变量。

(责任编辑：洛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