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4年第一季度)”于2014年3月15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上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

新浪财经讯 “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4年第一季度)”于2014年3月15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上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

以下为演讲实录：

高培勇：大家上午好！方福前教授是我的同学，读书时候他做学问的精细就足以让我们立为楷模，今天由他主笔完成的宏观经济报告我觉得有很多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地方。

比如说这个题目，我从这个题目当中体会出有三个关键词：一个关键词是中国宏观调控体系，在宏观调控体系前面加上“中国”二字，其实意在说明我们中国的宏观调控体系是有自己的特色的，这个特色被方福前教授高度概括为可控性，这是第一个关键词。第二个关键词是“重构 ”，连接起来就是中国宏观调控体系的重构 ，我们应该从这份报告中可以看到，鉴于中国已经进入到中速增长阶段，鉴于中国新一届政府治国理政的战略已经发生重大的调整，还鉴于其他若干方面，所以中国的宏观调控体系已经到了要重构的时候。事实上在过去一年当中我们已经看到了，新一届政府的宏观调控的确已经呈现出很多不同于以往的风格，比如说面对经济的起伏变动，政府说要保持定力，不管是货币还是赤字都要保持一种既定的政策格局。比如面对宏观经济的起伏变动，特别是面对社会上一再要求政府加大刺激力度的这样一种呼声，政府坚定的要把结构调整作为一个既定的策略，向社会传递政府坚定调整的信号，如此等等这些变化实际上已经发生了。第三个关键词是“大改革试点”，中国宏观调控体系的重构一旦和改革联系在一起，我体会这里是要把已经进行的完成的宏观调控的这样一个理念和方式体制化、机制化，把需要进一步进行的宏观调控的这种重构定型并且成型，所以这显然是要通过改革来完成，而不仅仅是停留在理念上、停留在经济学家的这种论证层面。所以现在看起来要完成我们今天会议这样一个主题并且让它真正确有实效，恐怕最终要依托的还是在改革的大视野中通过改革加以实现。

我想在这里着重提及的是，一旦论及改革自然要联系三中全会的文件，三中全会的文件从发布到今天恰好4个月，这4个月以来各行各业社会各界人士都在反复的学习，中共中央还为此在2月下旬的时候专门举行了一期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全面深化改革的研讨班，应当说关于三中全会文件的学习已经达到了相当深入的一个时候。但是从总体上看来，我的判断和感受是可能大家对三中全会的文件的认识还是不够深刻的，还是不够精确的。我不想用其他的例子，比如进入3月份以后“两会”召开，“两会”召开前后从主流媒体上给大家传递的各种三中全会文件的理解之声我们是要给予特别的这种关注的。在“两会”上有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发言，特别是具有领导职务的代表和委员们的发言，让我们能够看到对于三中全会精神在抽象层面上大家都是高度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但是一旦涉及到具体问题的层面，我总的感觉好像很多人的认识还停留在原来的认识水平。比如，我看到一位地方领导而且具有很高领导职务的领导，在讲到我们这个地区怎么进一步发展的时候，他讲我们有足够发展经济的条件，希望大家在这地方投资，那么我们有什么优势呢？我们有土地，我们有足够的劳动力，我们有资源，甚至还有人说什么呢？我们还有环保的空间。那意思就是说像北、上、广这样的地区雾霾环绕 ，我们这个地方离那个地方有一段距离，我们还没到那个阶段，大家来你可以多排放一点，所以从主流媒体上看这些反馈，我感觉从理念上很大程度还停留在过去招商引资以投资拉动增长的宏观调控的格局。

有些地方表面上是有进展的，但是一旦从专业的眼光去分析的时候还不能不大打折扣。比如大家都很关注的，刚才方福前教授讲的行政干预的问题，行政干预有重要的载体是专项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并不是不好，但是过多过细就变成加强行政干预的一个助推器了，所以像减少行政审批一样我们要大幅度减少专项转移支付。政府工作报告中专门有一条要减少专项转移支付，但是在减少专项转移支付后面又加了两个字，叫“项目”，减少专项转移支付的项目三分之一，但是一旦和项目对接这里面活动的空间就大了，大家有机会可以围绕减少专项转移支付的项目去做做调研，它可以通过整合的办法，在保持规模和比例不变的情况下把原有的专项转移支付保留下来。

所以要真正全面深化改革像总书记要求的那样，把全面深化改革真正落到实处我们可能还有一段不短的距离，还得做相当多的工作。但问题是什么呢？三中全会所部署的全面深化改革是有时间表的，所有任务的指向都是2020年，只有7年的时间，我们发现今天已经是3月15号的时候，那么就不得不打起精神真的做点事情。我想总结总结这里为什么有这样一种状况和我们原来的预期有距离：

一个原因是这次改革和以往改革有不一样的地方，它不是一个领域的改革，也不是某几个领域的改革，而是所有领域的改革。一个领域的改革或者几个领域的改革我们还有点历史的经验，因为毕竟过去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我们走了35年的路程，那么全面改革怎么改这里面非常复杂，可能大家这方面的经验还理念准备相对不足是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利益格局，比如我刚才讲的专项转移支付的例子，好像减少某一个专项转移支付不是一个难事，从财政部那把这笔钱抹掉就是了。但实际上你会看到什么？这笔钱的背后很可能是个机构，这个机构可能包含若干个司局，若干个司局又包含若干处室，若干处室后面是什么？是官位，是就业的岗位，你得逐级延伸到层层的地方，那都是既定的利益格局。我们不说这个利益格局是不好的词，但是它是个事实，所以你表面上动这个的时候实际动的是利益，这是不容易的。

第三个问题是理念，我们毕竟在过去三十年当中积累一套，比方说地方政府的官员到一个地方去挂职，你问他怎么发展经济，他马上想到把项目搞来，把项目搞来就想到招商引资。过去非常优秀的市委书记一年有300多天在外地搞招商引资，这是传统的模式，要搞招商引资就得给人家提供优惠的条件，政府能给人家提供什么优惠的条件？要么土地低价，要么免费，要么把基础设施建好，要么在高管的个人所得税上先征后返，这都是非常熟悉的道路。那么现在说你要把它转过来，用一套完全重构宏观调控体系的办法来发展经济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那么怎么办才好？现在要加快改革的进程我倒有一个不一定正确的建议，那就是尽快的找到一个关于改革的突破口和主线索。因为改革涉及理念调整、利益调整的时候大家不知道从哪开始，都在等。那么要找到这个突破口的主线索要跟打仗有突击队一样，知道谁先走，然后通过这个突击队、通过这个突破口来牵引整体改革，可能是一个可行的一种选择。这个突破口目前来说我以为可能最佳的选择还得选择在财税体制改革上，这是有点道理的，这个道理我觉得有几条：

第一条，讲到这次全面深化改革的时候总是说减少政府的行政干预可能是改革的一个中心所在，但是减少政府干预从何入手呢？我们有两种选择，一个选择是硬碰硬的，可以从直接减少政府的职能入手，减少政府的行政审批手段入手，这是硬碰硬的。还有一种办法就是稍微间接一点、迂回一点，那就是从财税体制改革入手。你做某项事情是符合宏观调控体系重构这样一种方向的，那么我可以多拨款 ；你某些项目不符合这个项目，我可以少拨款甚至于不拨款 。那么一个直接，一个间接，一个硬碰硬，一个相对迂回，比较起来可能在财税体制改革前进道路当中遇到的障碍会相对小一点。

第二个，从各个政府职能配置来看最综合的部门，完全能够覆盖所有政府职能的这样一个告诉是财税，因为所有的政府活动都需要财政资金去支撑，没有财政资金到位任何政府职能都是不能履行的。可以说有一种神化，不需要财政资金的政府职能，那么我们可以大大的发展。所以如果能够从财税这样一个口径线索路径，它是最综合的，能够把所有政府职能全面的牵动 ，那么这个改革可能是能够推进的。

第三个，我们也有这样的经历，过去35年当中虽然说改革的方案一再的推出，但是从大的方向来讲基本是三个阶段，一个阶段是放权让利阶段，大家可以回忆七十年代末期我们能够让的利和放的权是什么，无非是财政管理权和财政资金收入权。第二个阶段是制度创新，制度创新可以以党的十四大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4年财税改革等于启动了制度创新这样一条改革的道路 。第三个阶段，我认为到今天就是全面深化改革阶段，全面深化改革本身这种提法和过去就不一样，过去讲经济改革、经济体制改革，这次是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深化改革相配套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创新或者综合的概念就是国家治理。因为经济改革有经济改革的目标，政治改革有政治改革的目标，你要一个全面的改革能够覆盖所有的改革提出来，那么最高的东西就是国家治理了。那么按照这样一个概念往前推进，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时候，就需要有新的改革的牵引器。恰好，在三中全会文件当中又写了一句话，说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这实际上是有它的引申含义的。如果把国家治理比作一座大厦，那么处于基座和框架支撑这个位置的就是财税体制。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不管从理论上分析还是从实践上的可行性分析，我是觉得在这次全面深化改革当中可以应当把财税体制改革作为突破口和主线索。

恰好总书记的讲话印证了这点，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也印证了这一点，大家可以看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的说明当中，总书记有一句话是“这次全面深化改革，财税体制改革重点是之一”，他讲了几个重点？迄今为止讲了两个重点，一个重点是政法改革，再一个是财税改革。第二个信息，政府工作报告几万字，其中谈到改革的时候克强总理讲了一句话，“抓住财税改革这个重头戏”，虽然没有直接用突破口和主线索这个概念，从重点和重头戏我们可以理解财税改革在所有改革项目当中的位置和可能起的作用。如果把这个概念付诸现实，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可以着手的地方和作用的空间的。

比如地方性政府债务刚才辜主席在这里讲，它就是我们改革一个很好的入手之处，中国的政府性债务有什么问题，负债发展经济在世界范围之内都是一个通例，我们在理论上也给过高度的概括，说这是很好的发展经济的办法。那为什么在中国这出了问题呢？其实说到底是一件事，就是在机制上，就是我们地方政府在借债的时候没想还，也没能力还，这是体制机制问题，归结起来就是两件事，一个是地方政府不适当的政绩观，要发展经济就得要招商引资，要招商引资就得有钱，没有钱就得创造钱，地方政府性债务是创造钱途径之一。第二件事，地方财政体系不健全 ，50%以上的资金要依赖于政府的资助，对自己的收入与支出既缺乏相对独立的组织权，也缺乏相对独立的平衡权。所以在这样财政格局条件下它没有办法有过日子的长期打算，只是过一年算一年。从这个角度入手 ，它牵动的不仅仅是财税体制本身，连政治体制、社会体制等诸多相关方面的事情都牵动，这是一个突破口。

再比如我刚才提到的专项转移支付，转移支付问题上走到哪哪都说跟自己没关系，我们都不是改革的阻力，没有如果反对减少专项转移支付，但是都说自己的是必须的专项转移支付。我见到过有些领导同志讲说专项转移支付都是从财政发放的，跟我们没太大关系，我们只是做事就完了。你可以把财政作为一个出口，每年这么多转移支付从出口出来到了哪个部委？哪个部委又到了哪个司局，哪个司局又到了哪个处室？哪个处室又到了哪些地方，哪些地方又涉及哪个机构由哪些人负责。当你做一个树枝图的时候就能够看到它认同心脏一样是一个遍布非常广的毛细血管，那么牵动的都是涉及和专项转移支付利益和运行相关的东西。由此入手你可以发现政府的权力清单在哪，究竟我们资源配置到了什么样一种格局，你是由此可以进行改革的，这是讲特殊的例子。

其实说到底就是一件事，你只要抓住政府预算编制和预算审核这样一个过程，你就可以观测到我们整个宏观调控的总体格局。比如说我们通过政府配置资源在所有的资源总量当中占到怎样的比例，就公共财政是22%，如果加上社保预算等会突破35%，甚至有人把地方政府性债务也加入其中，你感到这样一个宏观资源配置格局是什么样子，你可以由此去分析我们是不是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真的起决定性作用。你甚至可以围绕着政府支出去做文章。比如说中国一年讲公共财政预算去年13万亿多，13万亿这样的一个公共财政支出你可以把它分类啊，分类不仅仅从功能分类、从项目分类，你可以看到它的流项分类，比如有多大的比例是流给企业了，有大大的比例是流给地方了，那么流给企业的这些钱你可以接着看它是不是符合维护市场统一的原则，流给企业的这些钱被用到什么地方去了，它是不是干扰了价格机制的形成，干扰正常市场经济的运行，它是有利于推进正确的宏观调控的，还是与宏观调控的方向相背离的，如此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可以考虑的，在新的条件下，在中国的宏观调控体系需要重构的条件下，可以作为一个突破口和主线索。

我的结论是说要在改革的大视野下实现中国宏观调控体系这样一个重构，显然在当前作为优先考虑的应该尽快把财税体制改革作为这次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和主线索。我就说这些，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洛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