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营改增，下同)的试点将进一步扩大，试点地域、纳入行业得以双双扩围，并列出了时间表。

4月1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自8月1日起，营改增试点在全国范围内推开，部分现代服务业适当扩围纳入广播影视作品的制作、播映、发行等，择机将铁路运输和邮电通信等行业纳入营改增试点。

营改增扩围牵动着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神经。此次会议表示，随着营改增试点范围扩大，要推动进一步完善增值税制度，加强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研究合理调整增值税分成比例，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

2012年1月1日，根据国务院的安排，上海进行部分行业营业税改增值税，此后扩大到北京、天津等10个地区。

一年间，减税初见成效。官方初步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2月1日，纳入营改增试点范围的纳税人超过100万户，试点当年共实现减税超过400亿元。而据官方测算，随着营改增进一步扩围，全部试点地区2013年企业将减轻负担约1200亿元。

不过，对于企业来说，营改增并不意味着一定是减税，也有一些企业税负不降反增。

一些企业税负不降反增

营改增试点之后，关于税负增减的情况引起多方关注。

“据我了解，好多中小企业税实际上是增了，营改增要达到减税效果，企业得有进项税票，可以抵扣才行，但服务业中很多中小企业拿不到进项税票，不能抵扣，而增值税率比营业税率要高，有些企业实际税负因此反而增加了。”北京企业研究所所长贺阳告诉时代周报。

增值税征收采用税款抵扣的办法，即根据销售商品或劳务的销售额，按规定的税率计算出销售税额，然后扣除取得该商品或劳务时所支付的增值税款，也就是进项税额，其差额就是增值部分应交的税额。

因此，有进项税额对企业来说就很重要，减税效果即由此体现。若无进项税款，仍按整体销售额作为税基，营改增之后，由于税基未变，税率调高，企业税负则会不降反增。

浙江商人董安杰近日倍感困惑，他开了一家电子生产和服务型企业，8月1日将纳入营改增试点，公司每年营业收入上千万元，原先缴纳5%的营业税，试点后改为缴纳11%的增值税。

“一些服务业企业可以缴纳6%的增值税，但我去问过了，6%的税率针对特定几个行业，我的企业享受不到。”董安杰说，“营改增到底是减税还是增税，我真的很困惑。”

董安杰的企业有一些上游供应商为其配套，但都是些微型企业，“有的只生产一个电子元件，达不到可以开增值税发票的规模。上游企业开不出增值税发票，我就没有了进项抵扣，基本上还是按照营业收入来征税，而税率却比原来高出6个点，企业的利润就极为微薄，能否支撑下去现在成了问题。”

上海另一家通信服务类企业老板季志孟也有类似疑问。8月1日起，他的企业也将改征增值税。同样，由于上游企业无法开出增值税发票，让他作进项抵扣，虽然他能“挤”进6%的增值税率，但相比原先5%的营业税，税负还是上涨了。

“好在，上海对税负增加每季度超过3万元的，财政会补贴70%。我们公司是达到补贴标准了，但不是每家企业都能拿到补贴，中小企业可能很难，我也想积极争取一下。”

“小企业是为大企业配套的，比如我只生产一个螺丝，哪能做到那么大的销售额，开出发票让下游企业抵扣？还有一些中小企业连上游企业都没有，营改增很可能会增加它们的负担。”
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告诉时代周报。

企业规模影响税负增减

企业规模，是营改增之后影响税负增减的一个重要因素。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聂日明对时代周报解释，“年销售额500万以下的小企业，营改增以后，不需抵扣，征税方式与以前一样，但税率由5%下调到3%，税负肯定降低。小的软件企业、创意类企业都是如此。因此，这一类小企业对营改增的支持力度还是比较强的。”

上海某民间智库即是如此，自去年试点营改增以来，整体税负降低了1/3。它被归为文化、旅游类企业，由于年销售额在500万元以下，由原先的5%营业税改为缴纳3%的增值税，仍以年应税销售额作为税基，仅这一块税负就下调了40%。

不过，并非所有的小企业都从中受益，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即对时代周报表示：“一些个体工商户是缴纳定额营业税的，数额很小，现在改了增值税后，他们的负担很可能会加重。”

大型企业则较易感受营改增的利好。一个例子是，自2012年试点以来，中国国航、东方航空以及南方航空的应收税费都比2011年下滑。中国国航2012年年报显示，公司去年末应交税费为4.45亿元，而2011年期末该值为27.56亿元。营业税金及附加2012年为17.28亿元，而2011年该值为22.41亿元。公司表示，受益于2012年9月开始执行的政策，使得公司应纳流转税款减少，下降幅度为84%。

“大企业的上下游公司都比较规范，一般都能开出增值税发票，整个产业链上可环环抵扣，因此减税效果较明显。”贺阳分析。

“大企业可以将业务外包，取得进项税额抵扣。此外，大企业采购也比较复杂，不能采购无证摊贩的货物，供应商都是能开出发票的企业。航空公司更是要求对全产业链上的企业监控，发票以前就都得开，现在能抵扣了，肯定合算。”聂日明说。

“另一方面，一些中等规模企业以前普遍存在避税行为，比如工资发放时用发票冲抵成本，营改增之后，避税可能性将大大减少，企业税负会变相增加。而大企业以前就很难避税，营改增肯定对它们有利。”聂日明称。

显然，最尴尬者是中等规模企业。周德文不久前在温州企业中作过调研，年营业额500万以上的企业并未感觉税负有明显下降，没有进项抵扣的，反而增加了负担。

董安杰的企业即属于这尴尬的一类，税率从5%到11%的提升，让他深觉不堪重负。为想出应对之策，董安杰动足了脑筋。他想过更换上游供应商，寻找能开出增值税发票的企业供货，但此类企业难以寻觅，多如牛毛的是作坊式的小工厂。他想过拆分公司，将公司拆成几个年营业额500万元以下的小公司，这样就能享受3%的增值税率。他甚至想出了离婚这一招，以便和太太各自“领取”拆分后的小公司。对此招术，董安杰自己也甚觉荒唐。

季志孟希望，对税负上涨的企业，财政补贴应规范化、长期化，不能将此视为临时性的过渡措施，让那些符合标准的企业得到实实在在的帮助。

“如果所有企业都去寻找规模企业来为自己供货，对大量小企业可以说雪上加霜，现在小企业已经在经受订单荒和成本上涨之痛，这样一来业务更少，生存更难。”周德文说。

不过，聂日明却认为，营改增之后，既然采购服务可以抵扣，大企业便会更多地将业务外包，由此促进专业化分工。小企业会接到业务，开始成长。市场上会形成一批专业化的公司，从中冒出一些有竞争力的佼佼者，“小企业应该会有更多成长的机会，使自己不断壮大。”

税制应进一步改革

8月1日起，除营改增试点推广至全国范围外，行业亦有扩容。

对此次新纳入的广播影视作品的制作、播映、发行行业，由于文化传媒企业将按6%的比例征收增值税，属最低档的增值税率，业内人士估计，税负的变化不会很明显。

去年已有部分文化类公司参加试点，多感觉影响不大。华谊兄弟董秘胡明即对媒体表示，营改增以来，该公司税负略增，但影响很小。

去年下半年开始试点的华录百纳董秘陈永倬也表示该公司影响不大，税率由5%变成6%，不过税基有所减小，原先营业税以含税销售额为基数开征，而现在增值税以不含税销售额为基数。

目前，政府已将实行营改增视为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的“重头戏”，因此，在营改增家族不断扩大的同时，对这一改革举措的思考无疑也应更趋深入和细致。

“从浙江参与试点的效果来看，应该说不是很明显。对此，税务部门和税收专家应加以研究。我认为不仅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国家税制也应进一步改革，营改增也应有相应配套措施出台。”周德文说。

在周德文看来，营改增要收实效，必须推进产业链上实现环环抵扣，“有很多小企业不能开出增值税发票，使下游企业无法抵扣，是否可以考虑降低可开增值税发票的企业的门槛，这就能明显改善税务环境，使更多企业受益。”

增值税虽新设了6%和11%两档较低税率，在周德文看来，这一税率还是偏高，“在税率上要下浮，达到合理区间，这样才能藏富于民，涵养税源，形成良性循环。”

“总体来讲，我国宏观税负占GDP的百分比太高，企业税负太重。因此有必要较大幅度地减税，同时压缩政府开支，这里涉及到政府冗员、三公经费等多项改革。”贺阳称。

胡星斗则建议，“对于小微企业，应当出台政策，免除它的增值税，我甚至设想，对企业的生产过程免税，改为对它的所得和消费环节征税，以所得税和消费税为主。中国目前的问题是对生产环节征税过多，打击了企业的积极性，不利于发展生产，这也是目前中国实体经济不景气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目前的状况来看，胡星斗认为，降低增值税率也是必要之举，“现在也有比较低的税率，对一些小企业应尽可能地降低税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