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 《决定》）明确指出，要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从这次《决定》涉及财税的改革来看，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增加一般性支付、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债券等，主要是利好地方政府，这将更多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院长王雍君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这次财税改革将更多地还权于地方政府，还权于企业，如果改革顺利，地方将会成为最大的赢家。

优化转移支付结构

三中全会对财税改革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说，财税实际上涉及三个问题——“收、支、管理”，这次财税改革也是从这三个方面进行顶层设计，全面勾勒了财税改革的蓝图，是财政改革的长远纲领。

在预算管理制度方面，《决定》提出，完善一般性转移支付增长机制、逐步取消竞争性领域专项、严格控制救济类专项等。

据《中国证券报》报道，业内专家指出，中央政府将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差距，核定各地区标准化收入和支出，确定对各地区转移支付的规模，同时优化转移支付结构。

在税制改革方面，《决定》提出要“完善地方税体系，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营改增全面铺开后，会使得地方第一大税种营业税消失，地方迫切需要新的主体税种。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林双林说，《决定》提出“税负稳定，中央地方财力要稳定”，未来改革的方向是推进间接税的改革，包括增值税和消费税，同时要推进直接税和个人所得税的改革，还包括资源税和环境保护费改税等。

林双林认为，营改增后，地方主体税萎缩，需要新的主体税种，增值税也要考虑简化税率，另外可以对消费品尤其是高档消费品征税，将一些新的商品纳入到征收范围内，同时把一些简单商品从消费税中去掉。“未来个税的改革需要建立综合与分类的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差距。”

施正文说，逐步提高直接税的比重，抓住了税制法中的根本问题，结构性的缺陷就是间接税太高直接税太低，税制改革就是要提升直接税的比重，带动整个税制功能的优化。“由于目前中央要求保持税赋稳定，增税的空间不大，但是营改增是提升直接税的契机，适当压低营改增税率，增加直接税的比重。”

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

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财权事权不匹配的问题日益明显，地方事权过多但财政紧张。在中央加大转移支付的同时，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也面临调整和划分。

《决定》明确“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国防、外交、国家安全、关系全国统一市场规则和管理等作为中央事权；部分社会保障、跨区域重大项目建设维护等作为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逐步理顺事权关系；区域性公共服务作为地方事权。”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指出，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将避免地方政府对经济的过多干预和由此导致的重复建设、产能过剩问题，同时加大中央政府在全国范围内的再分配职能。

林双林认为，《决定》提出中央与地方财力格局稳定，除了通过转移支付，还包括中央承担更多的事权，可以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

《决定》提出的“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实际勾勒出了改革路线图，未来税制改革、中央与地方事权调整和预算管理体制改革将三路并进。

施正文说，现在财税立法方面有很多空白，很多税收没有法，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也没有立法，“因此财政改革也需要从立法开始。”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院长王雍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