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日举行的“《财经》年会2014”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认为财税改革是这一次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和主线索。相对于“事”来讲，“钱”的体制的调整可能要容易一点，虽然这是迂回的，间接的实现改革的目标，但是所收获的效果可能要远远大于对政府职能直接的调整。

高培勇认为中国改革前两个阶段都是财税体系的改革让利，带动了经济的增长，促成改革的成功。

高培勇分析说，从1978年到1994年，改革以放权让利为主调，放的主要是财政管理权。让的什么利？让的是当时财政收入体系两个主要来源，税和国企上缴的利润。恰恰是因为以财政让出税利为代价的改革，调动了企业、地方政府、居民的积极性，使得整体改革得以启动。

改革从1994年迈入到制度创新阶段，制度创新首先以财税体制改革的制度创新为起点，恰恰因为1994年的财税改革打造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财税体制的基本框架，才可能有在此之后20年的迅速发展。

现在改革进入第三阶段，叫全面深化阶段，其覆盖范围不仅仅限于经济体制，而且包括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还有党的建设制度六大系统，在六大系统改革当中现在从三中全会文件当中可以预期，财税改革依然是突破口和主线索。

为什么这么说？

高培勇提示了两大原因：一是，在所有的政府职能和政府部门的设置当中，财税部门、财税职能是最具综合(行情 专区)性的。纵观当今中央政府各种政府职能和各个部门职能设置，只有财税部门设置能够延伸到所有政府职能和所有的政府部门。因为所有政府职能的履行，所有政府部门的运转都是要用钱去做基础，要用钱去铺路的，没有钱什么职能也履行不了，什么部门也运转不了。当今看到各个政府部门希望多干事，希望多要编制的时候，实际上通过要做的事，需要编制的背后，要的是财政拨款的增加，因此只有从财税改革入手，才能为整个政府职能的规范，解决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的问题，打下基础，提供支撑。

二是，要改革首先要改能够作为突破口的地方，这次改革的重点显然是政府的职能和政府部门的改革，纵观政府职能和政府部门，它活动的线索是两条，一条是事，就是所谓政府职能的配置领域。一条线索是钱，为履行职能所配置的财源。两个线索相比较，显然从事入手，直接调节政府的职能显然难度颇大，让这个部门不管某些事了，把某些政府职能减下来，甚至涉及到部门的整合，这从来都是一件难办的事。与此同时还有另外一条线索，从财政体制改革入手，符合市场经济发展方向的事情，可以多拨款支持。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的事情，就少拨款，甚至不拨款，以至于这项职能没有办法再继续运转下去。相对于事来讲，钱的体制的调整可能要容易一点，虽然这是迂回的，间接的实现改革的目标，但是所收获的效果可能要远远大于对政府职能直接的调整。

以下为高培勇演讲实录：

高培勇：利用这个机会只想发表一个基本看法，那就是财税改革是这次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和主线索。为什么这样讲？大家都说财税改革在三中全会决定当中非常重要。我的体会这种重要性并不主要体现于它在三中全会文件当中写了多大的篇幅，甚至不在于它是不是单独成篇或者放在什么样的位置，其实最重要体现就是刚才项部长所指出的，第一次把财政定义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当讲到它是基础的时候没有用“之一”这样的概念，因而我们说这个基础是唯一的，当讲到支柱的时候，尽管前面加上“重要”两个字，但是我们说这个支柱也是为数不多的。

再联想到，这次三中全会的文件也是第一次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定义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由此联系在一起不难发现这样的逻辑关系：这一次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而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是财政，财政的改革方向又是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所以由此可以看出通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并由此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这样一种实现，可以归结为我们研读三中全会文件当中有关财税改革内容的这样一个基本的体会。

这样讲我想也是有点依据的，一个依据我们说它符合中国改革道路的基本传统，我们归结中国道路的时候，我们归结两个方面的道路，一个是中国发展道路，另外一个是中国的改革道路，单论改革，从上个世纪1978年我们的改革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从1978年到1994年，那时候我们的改革是以放权让利为主调的改革，但是细究一下放的什么权利？放的主要是财政的管理权。让的什么利？让的是当时财政收入体系两个主要来源，一个是税，一个是国有企业上缴的利润。恰恰是因为当时实行了以财政下放财权，以财政让出税利为代价的这样一种改革，才调动了当时企业、地方政府以及居民的改革积极性，使得整体改革得以启动。这是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1994年的财税改革。从1994年开始我们的改革迈入到制度创新阶段，制度创新首先以财税体制改革的制度创新为起点，恰恰因为1994年的财税改革打造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财税体制的基本框架，才可能有在此之后20年的迅速发展。

第三阶段就是从现在开始，叫全面深化阶段，这次全面深化改革其覆盖范围不仅仅限于经济体制，而且包括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还有党的建设制度六大系统，在六大系统改革当中现在从三中全会文件当中可以预期，财税改革依然是突破口和主线索。我觉得这个也是要用心体会的，为什么这样？不讲太远，时间关系我只讲两条。

一、项怀诚部长多次讲过，在所有的政府职能和政府部门的设置当中财税部门、财税职能是最具综合性的。纵观一下当今，中央政府各种政府职能和各个部门职能设置，只有财税部门设置能够延伸到所有政府职能和所有的政府部门，为什么？因为所有政府职能的履行，所有政府部门的运转都是要用钱去做基础的，要用钱去铺路的，没有钱什么职能也履行不了，什么部门也运转不了。当今看到各个政府部门希望多干事，希望多要编制的时候，实际上透过要做的事，需要编制的背后，要的是财政拨款的增加，因此只有从财税改革入手，才能为整个政府职能的规范，解决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的问题，打下基础，提供支撑。

其二，要改革我们首先要改能够作为突破口的地方，这次改革的重点显然是政府的职能和政府部门的改革，纵观政府职能和政府部门，你发现他活动的线索是两条，一条是事，就是所谓政府职能的配置领域。一条线索是钱，为履行职能所配置的财源。两个线索相比较，显然从事入手，直接调节政府的职能显然难度颇大，让这个部门不管某些事了，把某些政府职能减下来，甚至涉及到部门的整合，这从来都是一件难办的事。与此同时还有另外一条线索，从财政体制改革入手，你做什么事情符合需要，是市场经济发展方向，我可以多拨款支持你。你做另外的事情，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就少拨款，甚至不拨款，以至于这项职能没有办法再继续运转下去，我们说相对于事来讲，钱的体制的调整可能要容易一点，虽然这是迂回的，间接的实现改革的目标，但是所收获的效果可能要远远大于对政府职能直接的调整。

把上面几点综合起来，我们可以说这一次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和主线索，仍然和以往一样，在于财税改革。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饭饼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