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爬坡期”，各种质疑和问题常被人们提起。在新一届政府的领导下，向改革要红利，推动经济转型成为各界共识。
　　截至目前，新一届中央政府已在半年多时间里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达221项。这些政策调整推出快、力度大、领域广，激发市场和社会活力的成效正在显现。
　　新一轮机构改革和简政放权之后，社会各界有何感受？近期，《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多名政府、社会组织及企业和学界相关人士，从不同角度探寻政府改革成果。
　　多名受访人士表示，此次改革力度超过预期，在日常工作流程上已经有所体现。也有部分企业家表示，核心审批项目方面的改革感受并不明显，但仍对改革抱有强烈信心。
　　政府：放权热浪持续升温
　　为深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持续释放改革红利，国务院总理李克强9月25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再取消和下放75项行政审批事项。至此，新一届政府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审批事项已达221项，简政放权新政再次提速。
　　在中央放权大步走的背景下，地方政府放权更是呈现出井喷式的状态。据本报记者梳理，多省市放权力度达到同期历史最高点。
　　今年以来，审批制度改革动作较为频繁的浙江省行政许可事项从1617项减少到1436项，减少181项；省级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从560项减少到96项。
　　近期，重庆市决定下放、委托一批市级行政审批项目，共计63项。其中，取消行政审批项目36项，下放管理层级行政审批项目21项，委托区县(自治县)实施行政审批项目6项。
　　此外，山东省取消了63项行政审批事项、下放了56项行政审批事项，总计119项。其中，国有煤矿采矿权转让审查权取消，山东还提出，5年内山东省省级行政审批事项削减三分之一以上。
　　还有一些省级行政单位在今年7月便有动作。其中，广西壮族自治区7月30日的政府第12次常务会议决定取消行政审批项目199项，新下放行政审批项目141项，总计340项，是目前放权最多的地方政府。
　　放权的数据在地市级更为引人关注。
　　9月3日，安徽省宿州市宣布将更多的审批权从市下放到县、区，取消行政审批事项19项，精简下放99项，市级实施行政审批项目仅保留34项，比原有的245项减少86.1%。当地媒体援引有关人士的话语称，从简政放权的幅度上看，宿州此举率全省之先。
　　而宿州，仅仅是其中的一个缩影。
　　这轮热闹的放权热潮是否起到了实际的效果，是否会再次出现“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逻辑怪圈？多名不同领域人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均表示浅层次审批优势已显现，但核心审批权仍存在较多模糊地带。同时，由于审批权下放得较密较快，部分政府部门在对口衔接和执行力等方面出现一定问题。
　　“中央往省市下放权力，省市为了腾出手就必须往下继续放。”一名西部省份的市级官员近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半年多来，各级政府一直将简政放权作为主要工作事项来抓。
　　上述官员表示，与中央相比，地方拥有更多错综复杂的审批事项，而且越往下越出现叠加趋势，不仅企业叫苦，政府人员也苦不堪言。“因此，在实际的放权中，大部分放权执行得比较到位。”
　　对于不少人士质疑的核心权力仍存模糊地带，上述官员并未否认。他称，在一些核心问题上，每级政府都需要更多的调研和实验论证，市场和企业也需要摸索过渡期，一下子都放下去并非好事。“我不敢肯定这其中是不是有权力和利益的博弈，但即便是有，调整也需要一个过程。”至少目前来看，他的态度是乐观的。
　　上述官员表示，本轮放权力度远超过预期，在新旧审批权的接手和下放中，政府工作仍处在一个过渡期。放权使得不少在一线工作几十年的服务人员不得不放弃现已熟悉的业务而开始学习新的业务，大家重新有了危机意识。
　　“当然，这过程中也出现了空档，有些人出现无事可做，我们都在积极协调。”上述官员说，后期将会有更多监督和服务的工作需要进行，这些服务人员都面临着新的转型。
　　权力下放中另一个不为人注意到的现象就是权力重组后寻租空间被压缩。上述官员表示，过去有群众反映某些事项审批总是出现“打条子”“走后门”等问题。权力下放后一些负责人和负责项目都进行了重组，为避免违规操作和建设阳光政务方面提供了新的机会。
　　而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思危近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本轮放权中，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将成为众多问题中的关键。
　　成思危认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简单来说就是要把握好“度”，让市场充分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政府更多地在保障公平、宏观调控等方面有所作为。
　　对于政府近期推行的一系列简政放权政策，成思危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我们常说精兵简政，而事实上，不精兵是简不了政的，毕竟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人做。”他认为，如果一时减了又要借人就容易造成再次膨胀，这其中的“收”和“放”十分考验政府智慧。
　　社会组织：盛名难负？
　　政府放权后，放下去的管理和服务谁来做？在本次国务院放权的方案中，在主张把行政权力交还市场的同时，此次改革还提出了，把部分社会管理职权下放给社会组织，“老百姓的事让老百姓自己来管”。
　　在新的一轮放权中，各种社会组织表示出了最大的诉求。其中，与经济密切相关的各种行业协会表达出对承接政府职能的最大意愿。
　　浙江省义乌市玩具行业协会会长李樟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政府要把一些职能转给行业协会来做，才能真正实现“内行管内行”，对企业的管理将会更具体、更细致、更有针对性。
　　不仅如此，诸如汽车行业协会等组织及相关人士也于近期频繁发声，表示希望承担更多职能，发挥更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