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在回应继续提高个税起征点(免税额)的呼吁时，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宋兰表示，将个税起征点提高到3500元已经让纳税人从9000万人减少到3000万人，继续提高起征点没可能。

　　在诸多税种上，个税的税感最为强烈，因为这是从个人的收入中直接划走一部分，看得见，摸得着。在这个问题上，相信所有人的心态都一样，起征点1万元都不嫌多。真是应了那句话，韩信将兵，多多益善。

　　回归理性角度，就事论事，那3500元个税的起征点到底高不高?没有标准答案。因为中国是个幅员辽阔、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平衡的国家。比如在北京，3500元的起征点在很多中等及偏上收入群体看来，显然还有进一步上调的空间，这部分人群挣得虽多，但大城市的生活成本亦不低，起征点继续提高有利于增加他们的消费支出。但在西北地区的大多数城镇，3500元的起征点基本覆盖了中等及偏上收入群体，作为消费的中坚及更大潜力阶层，个税减税的好处结结实实地落在他们的身上，继续提高，整个社会受益有限。

　　因此，如果总是“一刀切”地讨论3500元起征点是否还有上调空间，就没法讨论，因为放在不同的地域发展环境下，那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其实，对于个税起征点的高低，地方最有发言权，让地方根据各自的发展情况和税负程度，自主制定个税起征点，这样，政策的因地制宜性就更强一些。还是那句话，中国各个省份的情况千差万别，很难找出一把直尺，适用每一个省份的发展尺度，让每一个省份都心满意足。强行取一个中值，一刀切下去，必然有顾及不到的地方而被误伤，一个政策管不了全国13亿人。

　　何止只是个税起征点的集权，在财税政策方面，我们很多权力其实是可以下放给地方的，比如地方政府借债的权力以及一定的征税权。适度的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分权，使地方在财权和事权方面更匹配。但正如一位经济学家所指出的，这前提是缩小政府的财政规模，这个政府，既包括中央政府，也包括地方政府。同时，人大及民众对于财政的监督要有硬约束力，人大在政府的预算上要能够“讨价还价”，要有话语权。如果这两个前提跟不上，那我们让地方增加财权增加灵活度的初衷是要打水漂的，出现的情况肯定是投资“大跃进”，产能“大跃进”，赤字“大跃进”，坏账“大跃进”，个税起征点说不好还没目前的3500元这么大方。如果是这样，财税大权还是在中央手里更好一些。这就又回到我们财政的老问题上来，一放就乱，一统就死。破局何在?就是那两个前提，这也是我们财税改革的目标所在，也是我们改革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破局所在，税和预算一定要得到监督，否则难免是认认真真走过场，扎扎实实搞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