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足的生活来得太匆匆，而饥馑的记忆还留在身体里。一种慢性疾病的蔓延，是生活方式与遗传素质交互作用的结果，也是几十年社会生活的巨大变迁，给我们的身体留下的印痕。

一直到今天，周明（化名）还在为没能搞清自己患糖尿病的原因而耿耿于怀。

1992年，在接受胆囊切除手术的时候，39岁的他意外发现血糖偏高。虽然生活在北京，但当时糖尿病病人还不算很多，医生除了给他开降糖药、让他复查血糖，也没有更多的解释和叮嘱。在大学同学里，周明是第一个与糖尿病“亲密接触”的人。出于科技工作者的职业习惯，他经常搜集各种与糖尿病相关的资料，研究起这个对他来说还很陌生的疾病。

就在周明被确诊为糖尿病的那一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教授贾雷德·戴蒙德在《自然》杂志上撰文说，“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正在改变，糖尿病将引发严重的公共健康问题”。戴蒙德的这个预言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他最令人瞩目的成就还是曾获普利策奖的科普名著《枪炮、病菌与钢铁》。

如今，“戴蒙德预言”已经变成了现实——中国成为糖尿病第一大国。周明也发现，自己的同学中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糖尿病患者的大军。和当初不同，现在互联网上充斥着有关糖尿病的无法分辨对错的信息，还有各种各样的糖尿病“之友”“联盟”“群”之类的网站，但是作为一名“资深糖友”，周明还是常常向别人传授控制糖尿病的经验。

“如果你得了糖尿病，那应当是你的体质与生活出现了一个或几个问题。”这是周明自己的体会。但他没有想过，为什么糖尿病会成为一个社会的流行病。

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1982年毕业时，周明被分配在某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在工作中，他常常出入高档酒店开会、吃饭。面对满桌的珍馐佳肴，这个出身于贫困省份普通家庭的年轻小伙，难以抵挡诱惑，一顿能吃三大碗饭。就这样只过了一年，周明就发现，他过去所有的衣服都穿不下了，腰围从73厘米增到84厘米。

就在周明身居北京过上“幸福生活”的时候，全国还有很多地方尚未解决温饱问题，但有一个例外是，远在黑龙江的大庆人却因当地盛产石油而提前进入了小康。那时候，大庆人顿顿有肉吃，每天吃完晚饭就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这种令人羡慕的生活，使当地很快就出现了很多胖子。时任中日友好医院内分泌科主任的潘孝仁就断言，用不了5年，大庆就会进入糖尿病高发期，而大庆的境况，将预示着未来20年中国人的生活图景。

潘孝仁的预见，来自于医学史上的一个经典案例。

20世纪初，南太平洋岛国瑙鲁与世隔绝，岛上人祖祖辈辈靠以农业和渔业为生，过着原始但富有活力的生活。后来，英国人来到这里，发现岛上遍地都是珍贵的矿产——一层厚厚的石化了的鸟粪。伴随着外来殖民者的开发与磷酸盐的开采，瑙鲁一夜暴富。

西方人不仅给瑙鲁带来了财富，还带来了垃圾食品——可乐、炸鸡、汉堡包。很快，岛上大胖子随处可见，以至于经常有肥胖的瑙鲁人乘飞机旅行时，一个人要占两个座位。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瑙鲁成为世界上糖尿病最流行的国家——有一半人都有糖尿病。糖尿病成了当地人非意外事故死亡的主要原因，瑙鲁人也因此成为世界上寿命最短的有钱人——平均寿命只有50岁。

瑙鲁人的这种高热量饮食与缺乏运动的生活方式，被医学家们称为“可口可乐化的生活”。生活方式的快速转化，是大庆人与瑙鲁人得糖尿病的相同原因。周明的情况也一样，只不过，他的生活被置放在一个更大的社会环境和时间跨度下。

在所有的生活方式中，饮食是与糖尿病关系最密切的因素。2012年，一部名为《舌尖上的中国》的电视片火起来，正是由于它契合了中国二三十年来社会生活的急速改变，体现在它从一个吃饭需要粮票的国家膨胀为一个饕餮大国的进程。在吃喝上的奢靡之风盛行，以至于需要官方出面发起一个“光盘行动”。

但是，一种蓄积已久的社会风尚，恐怕很难靠一道禁令就能够控制住，每一个被裹挟其中的人也难以自主。中日友好医院内分泌专业首席专家李光伟说，他的一个病人是企业老板，在自己创业成功后，又给两个孩子各办了两个公司。一家人为了做生意，没有机会坐在一起吃顿饭，各人整天在外吃饭、喝酒。最终，这位企业家与他的太太、儿子、女儿一家四口全胖墩墩的，全都有糖尿病，成为名符其实的“糖尿病之家”。这位在国内糖尿病领域名望很高的医生说，“我还接待过一个省委秘书，30多岁就得了糖尿病，他告诉我，有时一天要跑8个饭局。这些人就算有心控制病情，迫于环境也身不由己。”

除了“吃得多”之外，“吃得好”“吃得精”也是造成糖尿病流行的原因。中国疾控中心（CDC）营养与食品安全所对1989年到2009年中国人膳食营养素摄入状况及变化趋势进行的研究显示，20年来，在居民饮食结构上，动物性食品及脂肪的摄入量迅速增加，而谷类食物消费量不断下降。

在食品与粮食生产和供应进入全球贸易体系后，不仅各种含糖饮料、西式快餐食品、加工食品大量涌入中国，而且食用油、糖类、肉类都变得廉价可得，精米、白面广泛地取代了粗粮。比如，在针对上海女性进行的一项食用精白米与糖尿病危险性的研究中发现，每天使用50克糙米代替精白米，可使糖尿病发病危险性下降16％，这是由于糙米仅经过最基本的加工，引发的胰岛素反应较少。

在全球化、城市化的进程中，中国人饮食结构的快速变迁，伴随着生活和工作中体力活动不断减少，体能的消耗降低，迅速形成体重增加和胰岛素抵抗在人们身体中广泛地发生。

就像新西兰医学家彼得·格鲁克曼在《错位：为什么我们的身体不再适应这个世界》一书中所写得那样：在发展中国家，“营养转变”几乎是瞬间发生的。仅仅在60或90年前，很多这样的社会中的人们仍在食用工业革命前维持生命所需要的、最小限度的农业食品，现在，这些人们接触到越来越多的西式食物。糖尿病在这些国家蔓延开来，快速的营养转变在其中起到了主要作用。

 

在患上糖尿病以后，周明也曾严格遵医嘱，节食、锻炼。可是没多久他就放弃了。由于工作忙、熬夜多，他发现像医生说的那样严格忌口，根本不能满足自己的热量需求。他的血糖也因此一直控制得不好，直到最近退休，清闲下来，血糖也跟着稳定下来。

“在美国，是穷人得糖尿病的多；在中国，是富人更容易得糖尿病”，李光伟分析说，但这里的“富人”要打引号。美国的有钱人注意饮食健康，流行打理家务、去健身房锻炼，把身体练得精瘦，得糖尿病的也自然少。而经济状况较差的美国人为了省钱，吃便宜而高热量的食品，也没有钱去锻炼，所以大胖子多，得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的也就多。

以中国的医生为例，他们不仅处于富裕阶层，而且还懂得医学知识，但是即使是这样一个群体，也难以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中国疾控中心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控烟办公室对中国医生吸烟行为的调查就显示，中国男医生的吸烟率为47.3%，医生平均每天吸烟10支。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生产国和消费国，而吸烟是导致糖尿病的独立风险因素。上海瑞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王卫庆也感叹说，“我们常和美国的医生一起开会。我就发现，美国那些有名的专家，没有一个人是胖子，体型保持得非常好。”

但在中国，李光伟说，虽然经济水平有很大提高，但仍未真正达到西方国家那样的富裕程度。同时，社会的文明程度也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面对糖尿病，同样脆弱的还有在中国社会刚刚形成的中产阶层。

毕业于同济大学的赵逸航生活在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上海，这位有房有车的白领的工作节奏非常紧张，全天24小时都要保证手机待命。有时候夜里12点下班，第二天早晨5点又要去公司。他曾是大学里手球队的主力，可如今工作繁忙，根本没时间运动。由于熬夜，还常常吃宵夜补充能量。毕业几年后，赵逸航从一名普通员工升为部门主管，人生正处于上升阶段，可体重也上升了40斤。

哈佛大学主持的始于1976年的“护士健康研究项目”以历时长、参与人数多而出名。该研究发现，每天看电视两小时，可增加糖尿病的患病风险14%。分析认为，看电视是所有静坐活动中健康风险最高的一种，原因可能是由于看电视的过程中往往很容易吃东西、喝饮料，而且电视中的食品广告可刺激观众对加工食品的消费。

近年来，中国人开始普遍地享受家庭小汽车带来的舒适和便捷，但是这不仅造成遍布全国的道路拥堵和空气污染，而且也在给人体带来不易察觉损害。据统计，一位男性在拥有小汽车以后，体重将平均增加1.8公斤，达到肥胖标准的可能性将增加一倍。

一份中国健康与营养状况调查显示，自1991年至2006年，中国成年人每周体力活动水平下降了32%。另一项类似的调查说，15年间，中国人在职业场合的体力活动量下降了40%，每日锻炼、骑自行车、走路时间超过30分钟的人群比例，从1997年的46%-51%下降到2006年的28%-33%。

工作环境加上交通工具的变化，令中国中产阶级和白领阶层的体力活动明显减少，一个庞大的“久坐群体”的形成，是糖尿病广泛流行、发病年龄呈现年轻化趋势的重要因素。

鉴于父亲的糖尿病由于延误治疗而落下了一身的并发症，赵逸航在自己也得了糖尿病以后，就积极行动起来。他放弃了开车，转而步行一段坐班车上班。考虑到去健身房办卡太贵且难以坚持，他还网购了一台运动健身游戏机，以方便在家锻炼。本想住进瑞金医院做全面检查，可刚住进来没几天，他就苦着脸问医生，“我领导马上就要休假了，我周日必须回去值班啊！”

(责任编辑：洛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