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站在这里预测中国经济感到忐忑不安，发现似乎不那么信心满怀，今年中国的经济确实遇到前所未有的问题。”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在近日举行的综合开发研究院25周年年会上发表演讲时用了这样的开场白。

曹远征预测，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为7.6%，CPI不会超过3.3%，这就要求三驾马车中的投资增速维持在20%以上，但是这个条件很难满足。除此之外，一些风险因素正在上升，包括房地产、影子银行、地方债务等，如果处理不当会引发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中国经济长期来看是一个潜在增长下降的趋势，因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和过去35年相比，有几个正在发生变化。”曹远征说，第一，全球经济在去杠杆化的过程中，跟过去经济全球化黄金时代已经不可相比了。这意味着中国经济过去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现在难以维持，目前沿海城市遇到的问题都跟此相关。

第二，过去中国经济增长是廉价劳动要素的投入形成了廉价制造业，成为世界工厂，但是现在农民工的供应已经不再充足，工资成本会上升，低成本制造业受到挑战。

第三，中国人口正进入老龄化。老龄化对经济来讲就是储蓄率下降，投资驱动的经济难以持续。这就是地方债务和其他投资难以持续的很本质的一个原因。

第四，过去中国经济是一个资源耗费型、环境不太友好型的增长，现在这样的增长更加难以持续。

曹远征说，这些经济增长条件正在发生深刻转变，导致潜在增速下降。通常经济学家预计，2010~2012年是中国经济潜在增速下降的时期，会告别两位数的增长速度，如果增速稳步下滑，或在2020年左右经济增速达到6%左右。

如果要控制下滑速度过快，尤其在出口和消费不太旺盛的情况下，要靠投资提高经济增速，所以投资变量变成了中国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一个变量。

中国的投资通常是政府推动型的投资，地方政府是投资的主体，地方政府的投资能力成为稳定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变量。

曹远征说，短期来看，中国经济增长是一个发动机的转换。过去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因素是投资驱动，但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要起决定性作用，政府要退出市场。

2013年底，中组部文件表示，今后要淡化GDP考核，严控地方债务。这样看来，地方政府的融资能力和融资冲动可能都在受到重大的影响，所以说在短期预测中投资变量不稳定了，是否能维持20%以上的投资，变成了很模糊的事。如果地方政府的负债投资不能维持，中国经济还会下行。

曹远征认为，如果度过今明两年，中国经济会重上一个轨道，改革进一步深化会使中国经济有一个稳定增长的趋势。

“如果未来两年要啃硬骨头的话，财税体制改革最为重要，因为财税体制是国家治理能力的支柱和基础，财税体制改革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是一个需要高度关注的变量。”曹远征说。

会后，《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对曹远征进行了专访。

经济增长维持7.2%

第一财经日报：你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财税体制改革将对地方政府有何影响？

曹远征：财政是国家治理能力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税体制改革是改革的基本安排，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重新决定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责任。

比如，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国防、外交、国家安全等都是中央事权，部分社会保障、跨区域重大项目建设维护等是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地方政府主要承担区域性公共服务。

在这个制度安排下，地方政府支出责任减少了，要花的钱就少了，这就意味着政府要逐步退出市场，不再承担经济建设的职能，地方政府逐步转变成区域性公共服务的政府。在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也得中央承担，这样中央政府的支出责任就会加大。

过去地方政府发展经济是有道理的，是因为就业问题，现在人口结构在变化，就业压力并不像以前那么大了。2012年，新进城劳动力不断下降，农民工供应也在下降，服务业在发展，服务业吸纳的就业岗位量很大，这时候就业不是地方政府最重要的压力了。

宏观压力无外乎是就业压力，现在看来经济增长维持在7.2%左右，中国不会出现就业问题，这时候GDP就不是最重要的，老百姓的其他诉求就是最重要的，这就是公共服务。

日报：地方政府支出减少，是否就可以改变以往地方政府增收的方式，比如土地财政？

曹远征：是这样的，过去地方政府要花这么多钱，要么中央给钱，要么卖地，现在地方政府不需要花这么多钱了，那就别卖地了。如果财政支出够了更好，不够就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地方政府将来要变成服务型政府。这是革命性转变。

未来必然推出房产税

日报：十八届三中全会也说，要完善税收制度，你认为今后五年房产税推出可能性如何？

曹远征：未来推出房产税是必需的。在目前的税收结构下，税收大头集中在中央，地方也需要有收入来源，地方只能靠消费税和房产税。

现在推出房产税有一个忧虑就是，房产税会不会拉低房价，对投资是不是会有影响？第二个担心是，老百姓认为税已经够重的了，凭什么还要征房产税。但是我觉得，房产税其实是财产税，中国的财产中最重要的就是房产。

为什么要征收财产税呢？财产税涉及更多的是收入分配、社会公平，全球收入分配差距都是一样的，付出的劳动不同，收入就不同。但是财产的代际更替是不公正的，遗产税在生前征是财产税。为什么有富二代出现呢？就是因为他们轻而易举地获得了上一代财富。

地方债最大风险在于集中到期

日报：你刚才提到了地方债风险，应该如何防范地方债务风险？

曹远征：地方债包括地方政府的债务和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编制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和财务报告，进一步确立地方政府作为金融市场参与者的主体地位和边界，看看地方政府的偿还能力，将来能还钱的才能借钱。

现在更多的债务是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政府有很多城投公司来借钱，我认为要解决城投公司的债务，要把政府债变为企业债，把企业未来的项目收入作为担保，用市场来解决问题。

目前看来，中国地方债务总额还没有达到欧盟的马约标准，地方债占GDP的比重还未达到国际安全警戒线。从这个角度来说是安全的，没什么问题。

但是中国地方债的最大风险在于集中到期，因为地方债务50%是发生在2008年以后，现在到了集中还款期。现在政府的解决办法就是把还款期拉长，但是拉长了以后怎么办，未来还不起就会破产倒闭。这才是最大的风险。

　　(作者：卢丽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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